陶冷月《松崖悬瀑图》
一幅绘画作品除了其固有的艺术价值外，往往还蕴含着更大的史料价值。收藏一件艺术品，在欣赏之余，探寻其背后真实的故事，有时会得到莫大的收获和惊喜，这才真正能体现收藏的意义和价值。先父陶冷月的《松崖悬瀑图》就是个例证。
《松崖悬瀑图》是先父绘于发笺上的一幅水墨画，作品高41.8厘米，宽26.1厘米。画面上一泓清泉淙淙下，两株苍虬崖顶占，幽幽山迳通亭榭，隐隐远峰笔底现。左上题：划然长笑惊破梦，碧云散尽山丛丛。冷月灯下戏作。钤印“陶镛”白文。右侧题：辛未新春赠吉川先生正之，冷月陶镛。钤印“月”朱文。上款吉川先生即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文学研究家，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著成就而著称。他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
吉川幸次郎在中学时代对中国文化就情有独钟，并开始学习汉语，他把父母所给月支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中文书籍。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入学前他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去了东亚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到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地旅游买书。在京都大学就读时他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1926年毕业。1928年4月，他到北京留学，第一年埋头学习语言，第二年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做旁听生，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等教授，专攻中国音韵学、经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目。北京的留学生涯，对他在治学和行为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三年中他除了学习，就是到琉璃厂、兴隆寺的书肆访书买书，把文部省每月200日元奖学金的五分之四用作购书款。他不仅访求到不少汉籍古本珍本，还与一些书店老板交上了朋友。三年后结束留学回国时，寄书邮资就耗去了一个月的奖学金。
留学结束前吉川去南方旅行购书。农历正月初一到达南京，在那里拜访了黄侃，由黄侃约见了吴梅，吴梅又写信介绍他到苏州拜会学者李根源及潘世恩、潘祖荫的后裔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兄弟。他又经扬州，到高邮探察王念孙、王引子宅邸，赴宝应会见刘宝楠后裔，还去了淮安、杭州等地。回国后他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的长衫，说话一口京腔，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吉川上课和演讲时，将日本称之为“贵国”，而“我国”指的是中国，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来从事学术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许多京大学人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也因亲华而受到监视，但他仍埋首于学术研究。中日恢复邦交后，1974年郭沫若率中国文化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翌年3月，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率日本文化使节代表团回访中国，并以珍藏《永乐大典》残卷原式影印本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3月29日郭沫若会见并宴请吉川及代表团一行，4月5日受到邓小平接见。访华期间代表团还赴西安、桂林游览访问。4月7日吉川率团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董必武的追悼会。1979年4月曾再次应邀访华。1980年4月8日逝世。
笔者为编著《陶冷月年谱长编》搜集素材时，曾在网上见到吉川幸次郎在华留学时接触过的文人中有画家吴湖帆、陶冷月，但查阅他《我的留学记》一书，未见相关记载，这段史料就没有贸然录入年谱。今年4月，京都博物馆学艺部西上实和吴孟晋两位先生，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找到了这一史实——全集第二卷卷首插页上载有一幅陶冷月绘于发笺上的山水画，即《松崖悬瀑图》。在该卷的“读画绝句十五首——我和中国画”一篇中，吉川先生作七绝一首：“崖悬树倒瀑淙淙，知子性灵丘壑浓。握手病床言别后，沧田碧海事从容。”引文中记叙了得画经过：“我在苏州还结识了另一位画家陶冷月。陶略长我几岁，是个谦和真诚的年轻人。离开苏州前，我前去告辞，陶正患感冒卧病在床。在病房会见时他赠我一件小幅飞瀑图，我们相约重逢。这便是我在篇首中提到的两位中国友人赠画里的一幅，堪称绝品。尔来二十有七年，时局动荡多变，重逢依然未能如愿。” 原来他们不但相识，还赠画留念，相约重逢，时隔二十七年后吉川先生又追忆并记叙了当年结交的情景。
在“读画绝句十五首”篇首，他记述了与中国画的接触：“编辑让我随便写些什么，于是我就欣然命笔，写点和中国绘画接触的回忆。留在记忆里的接触并不多。说实话中国绘画是我不擅长的领域，或者说整个绘画领域是我的弱项。人们把没有乐感的人称之为五音不全，我之与画情形亦然。我对中国绘画几乎未曾有过积极的兴趣，其结果是中国的书籍我收藏了不少，颇可引以为豪，然而中国的画却一无所有。我手里只有两个中国友人赠我的他们自己的画作各一幅，以及父亲遗物里偶存的张之万的山水画一幅，仅此而已。这一切都缘于我的古怪性格。
弥叹赋性太奇觚，心尝不曾于画图。
千卷收书聊自傲，前人墨戏半帧无。”
另一首描述当年在苏州潘府看吴湖帆作画的情景：“大学毕业两年后，我去中国留学。同中国画的接触仍然很少，但告别三年的北京留学回国途中路经苏州，正逢春节，几次受清朝工部尚书潘文恭公世恩曾孙潘景郑兄弟之邀，参加他们的诗酒文会，在那里遇到了画家吴湖帆。吴乃日清战争时的中方主帅、金石学大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嗣孙，潘氏的姻戚。当晚，在潘氏楼上灯光下，吴挥毫作远山帆影一幅。虽为寥寥几笔之作，但于我而言，看中国人作画这是生平绝无仅有的一次。
尚书池馆酒杯繁，绘事尤推巡抚孙。
聊展素缣斜点笔，归帆已到夕阳村。”
《松崖悬瀑图》的上款提示，吉川与陶冷月结识于1931年春节，那时陶冷月由上海携画作到家乡苏州，在北局青年会举办为期半月的画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陶冷月与日本友人交往甚频，曾前往上海日本人俱乐部参观日本画家津田青枫、近藤浩一郎、九里四郎的“三条会绘画展览会”;应日本驻苏州领事松村雄藏之邀，观看“松山致芳新日本画展览”，并作《观松山氏之新日本画》一文评述;作品曾参展第四届中日联合书画展览会。二十年代出版的五本画册都是由日本出版商珂罗版印制的。九一八事变后，陶冷月断绝了与日本画商、出版商及友人的联系。此后因时局动荡变幻，与吉川先生也就失去了联系。
京都博物馆西上实和吴孟晋二位先生还告知，吉川先生的哲嗣吉川忠夫与他父亲一样，也是研究中国史学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学士院院士，专攻中国中世思想史。父子两代院士，又都是著名汉学家、日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可谓难能可贵。笔者经多方打听，觅得联系方式后即致函吉川忠夫先生，他接信后专程从京都赶到神户兄长家检出此画，并于5月24日在京都大学乐友会馆约见。吉川忠夫先生长我七岁，见面时我奉上了刚出版的《陶冷月年谱长编》，叙谈中他知道我正在为父亲陶冷月诞辰120周年筹备画展，便诚挚地将这幅画回赠予笔者，对此盛情，使我深为感动。笔者回国前他还来信说：“上次所归还的画作，请您作为先考与尊大人往年友谊之纪念，保存下去，贵门子孙永远宝爱。”
《松崖悬瀑图》虽大不盈尺，然经历了间隔八十二年的赠予与回赠，承载着中日两代友人的世纪跨国情缘，使这幅作品显得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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