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丽
收藏于昭陵博物馆的“骑马胡商俑”把史书记载中唐代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流以直观的形式真实的展现在人们面前。“胡商俑”的出现，对于研究大唐经济、贸易、对外关系和开放政策都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唐彩绘红陶男骑马胡商俑”，头戴黑色直沿胡帽，内着深红圆领衣，外穿红色小翻领窄袖胡服，领口施粉绿釉，条形包裹于腰间缠绕两圈；下着窄腿裳，足蹬黑尖靴，弯眉竖眼、阔鼻厚唇，双目圆睁、双唇紧闭，双臂弯曲、双手紧握呈控缰状；马剪鬃缚尾，张嘴嘶鸣，黑色鞍鞯，马背驮负红色货囊；人及马均以墨色描绘眉目，使得造形更加生动逼真，富有动感。
年代：唐（618——907）尺寸：通高51厘米，马长46厘米 出土地点：1990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韦贵妃墓 收藏单位：昭陵博物馆
“骑马胡商俑”的出现，把史书记载中唐代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流以直观的形式真实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这件胡商俑腰缠包裹、马驮货囊的造型，仿佛让人们目睹了一千三百多年前各国商人争相来到大唐，往返于“丝路古道”，带动了东西方的文化、文明、贸易的交流和交融，领略了“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不绝于道”的繁荣场景，感受到大唐帝国的强大和繁盛。“胡商俑”的出现，对于研究大唐经济、贸易、对外关系和开放政策都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这件“骑马胡商俑”质地为红陶，并采用了彩绘工艺，其造型高大，制作精美，人、马比例准确。人物肩宽腰壮、神态威严警惕，充满异域特征，从坐姿便可感觉到他的彪悍威猛和机警霸气；马身体健硕、肌肉分明，肥不露肉、瘦不露骨，紧束的尾巴有力的翘起，呈现出马的力感、动感和美感。正是这些造型上的细节，展现出唐代制陶工艺高超的水平以及工匠们对胡人胡马的细致观察和充分了解，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胡汉交融已经深入人心。
胡俑是以胡人形象为蓝本的陶俑，考古学家根据其特征和地域称其为“胡俑”。有学者认为，胡人是中国古代汉人对北方和西方地区少数民族的统称，不同的历史时期，胡人所指的范围也不同。像先秦时期，胡人指匈奴人；汉晋时期，胡人的范围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些被称为胡人的特殊群体，沿着“丝绸之路”大批东移，从中亚、西亚地区到西域，然后再到中原地区，往来于“丝绸之路”。在这些胡人当中，以来大唐经商的人数最多，他们频繁地进行商品贸易交易，换取利润，唐时称之为“胡商”、“商胡”或“贾胡”。他们在唐代属于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能吃苦，脑子灵活，生存力强，不但是东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载体和支柱，而且还将东西方交融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传递到了东西方的各个国家。
唐代自高祖、太宗皇帝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怀柔政策，任用大量的少数民族将领，开放大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线，吸引了大量“胡商”远道而来。唐政府还通过和亲政策与友好往来政策，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等国家进行积极的经济贸易往来，这种友好、积极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也为“胡商”的大量来到大唐经商奠定了基础。
唐初是唐代文化最兴盛时期，大批的胡人来到长安，使长安掀起一股“胡风”。那时候，长安城有个“西市”，就是胡人商业交易最集中和繁华的中心市场，长安城里男男女女的汉人，曾一度流行穿窄袖、细腰身的胡服，跳胡人舞蹈，听胡乐，吃胡饼，喝葡萄酒。在中国，人们至今称呼很多东西都有个“胡”字，比如胡麻、胡豆、胡桃、胡笳、胡琴等等。
大唐帝国欢迎并支持“胡商”来中原经商的皇帝以唐太宗李世民最为突出。有名的谏臣魏徵曾向太宗皇帝进谏，认为倘若允许外国和外族人员来大唐经商，会促进唐代商业的发展，但是若给予外来人员过高的待遇，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无疑也代表了太宗皇帝的想法，于是唐政府的积极鼓励、有效节制和管理，所以唐太宗时期，“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的友好交流现象比较普遍。不仅如此，在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多认同这种由胡商带动的贸易交流，使得这种有利于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商业观念始终祥和地贯穿着整个唐朝，故有唐一代，全国各地只要有贸易交流的地方，就会出现“胡商”的忙碌身影。
不仅如此，大唐帝国对于“胡商”在唐经商还给与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以期来保护其正常的贸易活动，像设立专门的胡人商业区，这尤其以长安最为突出。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万，许多中外商人云集于此，贸易来往非常繁盛。长安的东、西两市是当时长安城最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多个行业，货栈、店铺鳞次栉比。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西域胡商，有回纥、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
开放的政策使大量的“胡商”涌入中国，其足迹遍至城市乡村、内地边疆，为唐人带来了异族、异域的特产，如胡马、香料、药村、珠宝、胡食、佛教等，带走了大量的丝绸、瓷器、种子等等，繁荣了唐代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丰富了唐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
同样，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这些“胡商”也积累的大量的财富，他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往往富甲天下，“资产亿万计”，即使是经营一些小的作坊、商铺、酒店，也是经营有道，招揽了许多唐人光顾，满足了大唐社会的特殊需求，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财富观。也有些“胡商”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交结王公贵族，甚至以财富购置奇珍异宝邀宠皇帝，以求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厚利。
唐代胡商的发展与唐政府对胡商的认可和积极有效的扶商政策有关，也和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蓄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密切相关。胡商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给唐代社会以及各少数民族国家的经济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大唐和西域、中亚、西亚各国经济乃至文明发展融合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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