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魏晋毛笔不得不说此前毛笔的制作和使用情况。魏晋较之前有沿袭也有创新。毛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彩陶有些纹饰还能看出笔锋，应为毛笔类所绘。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属于战国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毛笔和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毛笔。左家公山出土毛笔，笔杆一端劈成数片夹住笔毫，外面用丝线缠绕，再涂漆固定；包山出土毛笔比左家公山出土毛笔制作有了改进，包山出土毛笔在笔杆的一端挖出空腔，将笔毫束成有笔尖的笔头，用漆固定在空腔中，解决了笔头的固定问题。后世毛笔的制作基本沿用把笔头固定在空腔中这一方法。

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与竹管

　　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

　　秦汉制笔在战国笔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后世有称“蒙恬造笔”，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又问彤管何也？答曰：彤管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

　　由上可知蒙恬因地制宜采用枯木做笔管，用鹿毛为柱，羊毛为披混合制笔，他的披柱制笔法是毛笔制造工艺的重大创新，至今沿用。在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秦笔，笔杆竹制，上端削尖，下端空腔纳笔头。在汉时为方便文官随时记录书写，常把笔插在耳侧，称簪笔，此时毛笔笔杆较长且上端削尖，便于簪戴。汉“白马作”笔即出土于墓主人头部左侧，印证了史书记载在秦汉时期即有的簪笔风俗。

　　汉白马作笔，长21.9 厘米、径0.6厘米、笔头0.6 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国两晋南北朝，造纸业的发展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对毛笔影响较大。东晋末年，桓玄把持朝政，废晋安帝，并下令以纸代简，竹简慢慢退出书写舞台，毛笔的制作工艺相应作了调整和改善，以适应新的书写材料。此间一些书法家参与制笔，并有专著，如韦诞《笔方》与王羲之《笔经》先后问世。三国魏韦诞所书《笔方》，初见于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韦诞字仲将，魏京兆人，书法家，擅各种书体，亦善制笔墨，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所制之墨人称“仲将之墨”。《笔方》一卷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

　　先次以铁梳梳理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毛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笔经》（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传为王羲之所作，对制笔所用毛及制作过程描述更为详尽：

　　诸郡献兔毫，出鸿都门，惟有赵国毫中用……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胁际扶疏，乃其次耳。采毫竟，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先用人发抄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长而劲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纸者，欲其体实，得水不胀）。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惟须精择，去倒毛，毛杪合锋令长九分，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后世人或为削管，或笔轻重不同，所以笔多偏握者，以一边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无以详其至。此笔成后，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近有人以绿沈漆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贵也。余尝自为笔甚可用，谢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与。

　　《笔经》和《笔方》记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制笔方式，是书法家对制笔经验的总结，说明当时的制笔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笔方》还记载当时“金宝雕琢，然后为贵”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贵族和士人注重仪容，追求精致华美，奢靡成风。从汉时就普遍存在的簪笔现象，在魏晋时期演化成一种象征或者礼仪。此时簪笔发展为簪白笔，即不用来书写的笔，笔头干净为白色，原来便于书写的实用功能转变为礼仪象征。“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钦定四库全书》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晋书·舆服志》），因此一方面魏晋人在对毛笔的制作上追求书写效果，注重笔毛的拣选和制作，改进了笔头；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展示，在笔管制作上极尽其奢。制作笔管的材料据史书记载就有精选的木、竹、玉、铁、琉璃、象牙、犀角等，再有镂刻、嵌宝、错金或饰金等工艺，应相当精美华贵，惜目前尚无出土实物可见。西晋傅玄有《笔赋》云：“简修毫之器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素纨。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兔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圆管，属象齿于纤锋”，当是写照。

　　启功指出魏晋时跟现今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用毛笔写字的握笔方法一般是食指、中指在外，拇指在里，无名指在里，用它的外侧轻轻托住笔管。但要注意这种握笔方法是以坐在高桌前，将纸铺在水平桌面之上为前提的。古人，特别是宋以前，在没有高桌、席地而坐（跪）写字时，他们采用的是三指握管法”，“用拇指和食指从里外分别握住笔管，再用中指托住笔管，无名指和小指则仅向掌心弯曲而已，并不起握管的作用”，这样的形象可见于唐摹晋顾恺之本《女史箴图》、宋杨子华所绘《北齐校书图》以及湖南长沙出土西晋对书俑。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大英博物院藏

　　西晋青瓷对书俑，高16.5厘米、长20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二、魏晋时期的墨

　　墨作为书写材料，出现得较早。半坡遗址中就出现了用黑色和红色进行装饰的彩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了现存最早的人造墨。墨纯黑而粗糙，呈丸状，同时出土的还有用鹅卵石加工而成的长方形砚和研墨石各一，可知当时使用墨的方法，即把墨丸放在砚石上，加水后用磨棒进行碾压研磨，可见这种墨的质地是较为疏松的。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扁形石砚，附有一圆形研石，砚上残留朱、墨额痕迹，同时出土墨丸数枚，表明当时的墨丸仍然不是手持研磨，需要用研石碾压，磨出的墨较粗糙。丸状是因为用胶不多，加上胶的质量不是很高，因此很难把墨丸做得大。墨丸小，就不能用手捉住来研磨。汉代时期砚的种类就很多，有石砚、玉砚、铜砚、陶砚、瓷砚、漆砚、木砚、竹砚等，以圆形和方形为基本样式。

　　从汉到晋书写载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竹简逐渐被帛纸取代，墨的质量及形式有了重大调整。魏晋时期成为墨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以松烟墨的大量流行及“韦诞制墨方”的出现为标志，南朝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在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韦诞的制墨之法：“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缸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麹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黑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真珠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自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诀如此。宁小不大。”

　　从韦诞合墨法可知中国古代制墨工艺进入了成熟期，墨的主要成分和制墨方法基本定型：合醇烟、好胶、香料、防腐药等，杵多益善，延续至今，墨由丸状变为挺状。后世虽然有调整，但跟韦诞制墨法没有本质区别。

　　三、魏晋时期的砚

　　魏晋时期石砚较为普遍，依然以圆形和方形为基本样式，制作更为精美，西晋傅玄有《砚赋》赞曰：“采阴山之潜朴，简众材之攸宜，即方圆以定形，锻金铁而为池”。而陶砚、瓷砚使用渐广，并开始流行，形制上多为圆盘形，砚面不施釉，已不再使用研子，多足，足数三到十六不等，这种多柱足的砚又称为辟雍砚，到唐代都一直流行这一样式。铜砚、银砚、铁砚多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所用，民间不多见。西域有用瓦砚和竹砚，苏易简《文房四谱》云：“西域无纸笔，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浓，以瓦合或竹节，即其砚也。”总体来说砚的材质丰富多样，以石制为主，陶瓷砚开始流行，端砚、歙砚、洮砚等尚未名世。

三国漆木镶石砚，长23.8厘米、宽13.5厘米、高0.6厘米，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藏

南朝青瓷五足砚，高14厘米、口径22厘米，江西省博物馆藏

　　西晋青釉三足瓷砚，径11.7厘米、高2.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房用具中一般配有砚滴与砚搭配使用，方便磨墨时注水，汉代就有铜制砚滴出现，后有陶、瓷、玉等材质。魏晋时流行蛙、龟样式青瓷砚滴，东晋时期越窑青瓷龟形砚滴，龟首上昂，颈部刻纹，龟背上有圆形的小口可注水，通体施青釉，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制作精美。可见魏晋文人不仅仅注重自身形象，对文房器用也相当讲究。还有青瓷水盂，方便濯洗毛笔。笔山、笔筒等后世文房器用情况在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由于存世实物少，尚不明确，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南朝青瓷棒槌形水注，高6.1厘米、长1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东晋青釉龟形水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砚在当时除了作为文房器用，还被当作化妆用的“黛板”，配合香薰，用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涉务》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友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魏晋时人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可窥一斑。

　　四、魏晋时期的纸

　　以往人们多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据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造纸术至少早在西汉初期即已出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质地图残片，以麻为原料，纸质较粗，色黄，造纸技术水平较低。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一次飞跃，造纸原料的拓展是造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时期的纸大都以麻为原料，蔡伦时代，增加了树皮和渔网，此后各种树皮纸纷纷问世。魏晋时期发明了桑皮纸、藤皮纸。汉末建安年间出现了著名的造纸家左伯，齐萧子良称其纸“妍妙辉光”（《与王僧虔书》），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可惜没有把左伯纸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记载下来。

　　汉虽有纸，但并不普及，书写材料为简和纸并用。及至东晋末年，桓玄下诏：“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太平御览》文部卷21）此后，纸张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纸的推广普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昌盛。但受生产技术限制，纸张多不大，一尺见方左右多见。因书札、写经等都在一尺见方的纸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这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风格的形成，传世的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及楼兰出土残纸等即是尺牍的典型样式。

　　在汉代改进造纸技术的基础上，魏晋时造纸原料日益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剡溪有以藤皮为原料的藤纸，纸质匀细光滑，洁白如玉，不留墨。此外史料记载还有用海苔所造名纸—侧理纸。“张华博物志成，晋武帝赐以麟角笔管，辽西所献也，青铁砚用于阗所上铁为之也，又赐侧理纸万蕃，南越所贡。汉人言陟釐，与侧理相乱。盖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王子年《拾遗记》四库全书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还有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记载“王羲之制榖藤二皮之纸”，又“王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黄纸，又用张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海苔纸和紫纸，今已不见。从史料记载中可见魏晋人追求书法上的美对纸张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但名纸尚未普及，造纸技术还未到巅峰。

　　1964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东晋纸本绘画《墓主人生活图》，纵近半米，横一米余，由六张麻纸连拼而成，是现今所见最早纸本绘画，也可见当时绘画用纸之一斑。

　　东晋佚名墓主人生活图（局部），纸本设色，纵46.2厘米、横105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论述：“晋代已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如吐鲁番发现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直接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

　　染潢是以黄檗汁染纸，以防虫蛀，染过的纸呈淡黄色。因颜料雌黄色同染潢的纸颜色相近，还可以用雌黄色在染潢的纸上涂改，类似现在的涂改液。成语“信口雌黄”即由此衍生而来。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晋代《残写经纸》：“此纸白度增加，表面比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较少，有帘纹，纸质较细薄。质量明显提高。”

　　魏晋时至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年代久远，考古出土实物相对较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实物资料和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去推测当时文人士子们文房用具的使用情况。材料和工具虽然有限，但并不影响他们对美感和艺术精神的追求，魏晋名士们正是用手中的笔和纸，抒写他们对生命个性的追求、对人格美的发现，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文化。

　　东晋青釉褐彩鸡首壶，口径5.5厘米、高15.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注：本文原刊于《大匠之门20》，原题为《逸气假毫翰 清风在竹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器用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