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茜
对于一张破损的古画，修复好之后，画面缺失的部分该不该接笔补全，业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遵循。当下的普遍做法是，一些古书画修复师会倾向于在破损处进行补笔，而西方一些博物馆采取的做法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
何以如此？知名书画鉴定家、书画大家谢稚柳生前说，“西方修复不全色不接笔，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书画接笔的技能。如果说我们一千多年以来收藏、留下来的书画，修复时不去全色、不去接笔，全是斑斑驳驳的，这种书画还会有人收藏吗？博物馆还怎么展出？所以接笔是一定要的。书画修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全色接笔这种技术一直是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的！”
南唐 董源《溪岸图》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古书画修复装裱过程中，接笔时常被提及。然而接笔并不属于书画修复装裱的必备流程。
对于一张破损的古画，修复好之后，画面缺失的部分该不该接笔补全，业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遵循。当下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大陆博物馆的古书画修复师会倾向于在画意破损处进行补笔，而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博物馆采取的做法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
现已退休的上博古画临摹专家沈亚洲，1972年以绘画特长被招聘进上海博物馆，之后被分配到古画临摹组，师从徐又青。退休前的沈亚洲在上海博物馆除了从事书画临摹复制，还承担着大部分书画的接笔工作。“一般来讲，要请比较专业的，专门从事书画临摹复制的人来接笔。因为接笔跟创作是两回事情，画画得好不一定接笔就接得好。接笔的人要深知画意、用笔和画作在当时朝代的习性。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情况也一样，主要是由临摹古画的人负责补笔。”
董源《溪岸图》修复前局部原貌
 董源《溪岸图》修复后局部
对于全色（全色就是在画心有破损的补纸或补绢上，使用颜料填入与画心基本底色相近的色调）与补笔（补笔又称接笔是更进一步将缺损的地方依照画意添加线条或颜色。）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的议题，沈亚洲说，上海博物馆有一位很有名的专家，改革开放以后，去了一次美国，回来后跟他们说，以后我们裱画，不要全色、接笔了，理由是国外修复都是不全色、不接笔的。为此，沈亚洲专门去咨询了谢稚柳，谢稚柳说，“西方修复不全色不接笔，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书画接笔的技能。中国书画用的材料是纸与绢。纸千年绢八百，是一种自然规律，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自然龟裂，自然老化。如果说我们一千多年以来收藏、留下来的书画，修复时不去全色、不去接笔，全是斑斑驳驳的，这种书画还会有人收藏吗？博物馆还怎么展出？所以接笔是一定要的。书画修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全色接笔这种技术一直是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的！”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修复师萧依霞在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首届“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上接受“澎湃新闻”（原《东方早报》）采访时表达了相左的观点，她认为：“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美国两大博物馆或早期日本国宝修复联盟是怎么看待全色的？美国的修复协会最常讲的就是真实性、历史性和还原性。在我们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立场是只有全色没有补笔，因为再怎么厉害的临摹高手都不是艺术家本人，我们不能代表艺术家本人连接画意，我们只能将仅存的画意好好保存，再用折中的方法全色到一个不干扰观者看画的程度。”
萧依霞在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宋代马远《松溪观鹿图》全色（本文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古籍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会务供图，图片版权归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修复师萧依霞所有）
宋代马远《松溪观鹿图》修复过程（从左至右）：修复前、修复中（去掉了不当补笔）、修复后（全色完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态度也是只全色，不补笔。“现在的修复师即便会画画，也不见得会了解古代画家的风格，所以让他勉强去（补笔），肯定没有办法恢复到那件作品原来的面貌。与其那样，我们宁可说在远观的时候，整个色调能够掌握到原画的感觉就够了，笔触的部分，我们持保留态度。”
“古代的修复师都是做补笔的，几乎没有像现在博物馆这么保守的态度，就是牵涉到结果论，如果去补绘它结果是好的，那我们可以接受；如果说补绘反而让整件作品的程度降低，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会干扰研究者去研究那位画家的风格。”刘芳如说。
 书画装裱中的接笔、全色 书法接笔
在沈亚洲看来，改革开放前在国外博物馆从事中国画修复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中国的裱画师在国外的博物馆从事古画修复工作已经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了，他们出去之后也逐渐开始有接笔了。比如第一位进到国外的博物馆工作的中国裱画师邱锦仙，她认为所谓的修复就是修复以后要复原，如果洞还是留在那里，那这样的要求对修复师而言其实是更方便，修复得跟原来一模一样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才是水平。“所以我认为全色和补笔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人不赞成补笔，认为要留着不动，对他们是很方便，其实是技术不够。在大英博物馆我都是按照原来上海博物馆的要求，我师傅们传承下来教授给我的方法修古画，他们看了我做的以后，都比较尊重我的做法。”
（本文原刊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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