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三彩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辽三彩从工艺上来源于唐三彩，是对唐文化的一种传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辽代陶瓷发展的时代必然产物，是辽瓷发展史的必然阶段。

　　唐三彩属于低温铅釉陶器，出现于唐代初期，鼎盛于武周和玄宗时期。器型包括随葬冥器和实用器两大类。多见瓷塑，包括各式人俑、动物俑、神话俑。其次为罐、盘、三足盘、双龙首瓶等。装饰技法主要表现为淋漓的泼彩，规矩的涂彩仅是少数。彩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有少量的蓝、紫、赭、黑色。窑址主要有河南巩义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西郊机场窑。唐三彩距辽三彩年代跨度大，原则上不应该具有技艺传承的关系，但考虑如下几个因素，辽三彩工艺应该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唐三彩。

　　中原地区三彩窑口有河南巩义窑和河北内丘窑。这一地区在五代、北宋早期是辽侵伐区域。辽史对此多有记述，如“会同八年（945年），分兵攻刑、洺、磁三州，杀掠夺殆尽。”“天禄四年（950年）攻安平、内丘、束鹿”。对于手工业匠人的掠夺是征伐的一个主要目的，反映在陶瓷上主要是上京林东窑、南京龙泉务窑等，这类工匠或许就能够熟练掌握三彩烧制技术。辽人喜茶，而饮茶多用单色釉瓷器，三彩器在当时并没有市场需求。另外辽产的三彩器胎质疏松，机械强度差，满足不了日常生活所需，三彩釉彩中含有一定毒素。辽代早期到中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辽三彩，与技术层面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社会需求决定的。唐三彩与辽三彩在烧造背景方面惊人的相似，均是政府明令宗室、贵族禁止以贵重金属制器陪葬，为了调和二者矛盾，作为替代产品的三彩器物应时而生。

　　辽圣宗朝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朝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由于不能随葬金银器，而又为了满足所谓“冥世”的需求，转而寻找其他替代品。由于陶瓷类产品生产工期较短、数量容易满足，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加上唐三彩有作为明器的传统，三彩器自然而然地成为辽代中期随葬器皿的首选。

　　三彩器在宋代仍然较为流行，是唐三彩工艺的一种延续。装饰方法主要采用刻划添彩，在素烧胎后，按纹饰需要填入彩色釉后二次烧成。宋三彩釉色较为丰富，常用黄、绿、白、褐四种主色，还有红、黑、酱色。画面生动，填色规整，不见蓝釉的使用。器型以枕为最多，还有盒、灯等。画面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宋三彩在河南禹县、鲁山、内乡和宜阳等地古窑址中均有出土。辽境屡有宋三彩器物出土，表明宋三彩产品流布到了辽境，辽国工匠对于三彩这种工艺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宋辽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辽代陶瓷的发展序列经历了由低温单色釉陶瓷器（黄、绿、白）→二系彩→辽三彩这一过程。事物的发展规律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突变只是极个别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并非常规。特别是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其制作技术、制作理念都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摸索并不断更新的。辽代的二系彩最早见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黄彩瓶，此后陆续有出土，多见白釉绿彩，也有黄绿二色彩，能够看出辽境工匠能够很好地掌握二色彩的搭配使用。随着辽代中期偏晚禁止厚葬，辽三彩的产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辽三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文化因素：

　　唐文化因素。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地区，加速了该地区的汉化进程，契丹诸事皆以唐朝为模本，包括职官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同时，契丹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因子。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辽代各类陶瓷器均带有浓郁的唐文化烙印，间接形成了契丹民族风格和特点。在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贸易往来中，辽代白瓷就是继承唐中原地区白瓷器传统而滥觞，唐代陶瓷器常见的纹饰也被丝毫不差地表现在辽产陶瓷上，部分器型也脱胎于唐、五代金银器，多见曲口、花口造型，揭示出其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佛教文化因素。契丹贵族笃信佛教，佛教造像与佛寺遍布辽境。辽代早期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和统治需要，大力提倡尊崇佛教。从圣宗朝开始直至辽末，是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辽三彩出现于辽代中期偏晚，其发展轨迹与佛教的鼎盛相吻合。

　　三彩器中常见佛教文化符号。有一类压印莲瓣纹，是辽三彩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纹样。佛教以莲花比喻佛性出淤泥而不染。从佛教传入中国起，这个题材流行各领域，被广为接受并采用，加之这些题材经常与一些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使用，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在辽境已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融入了辽文化。这种题材在辽代晚期墓葬中多见，如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室正中绘莲花藻井；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后室穹隆顶彩绘星图外绘莲花，前室顶部中心用红、赭、浅蓝色绘重瓣莲花。有一些装饰题材的佛教色彩更浓，如狮子纹、摩羯纹、火焰珠纹，而且这些题材是与许多传统题材如世俗生活等一起使用的，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

▌辽代壁画墓顶

　　契丹民族文化因素。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独特的眷恋情结，钟情于蓝天、白云、绿草、清水，集中表现在三彩器物上，就是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对大自然的热爱进而上升到对于大自然恩赐事物的崇拜，菊花、葵花、牡丹、蝴蝶、水波等常见的大自然纹饰都被广泛应用于辽三彩，海棠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辽三彩器型主要有各式盘、碗和镶接器，以盘、碗为大宗。施彩方式有两种，一是色地点彩，一是压印（印模）填涂彩。均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彩主要是黄、绿、白三种色调。三种色彩的搭配看似毫无章法，但有着缜密的设计理念，作为边饰的白色以及黄、绿色讲究自然过渡，互不侵扰，三种色彩有严格的主次之分。

　　▌辽三彩的器型与工艺

　　海棠盘是辽三彩典型器物，形象多见于辽代墓室壁画备宴图。海棠盘造型来源于唐代金银器。唐代多见一种曲口、长方、錾刻、拼接成型的高座银盘，辽代也有此金银器造型，海棠盘器形与此类似。口作八曲海棠花瓣式，红色陶胎，以黄色或白色为基调，其他两色搭配，象征黄花、绿草、蓝天白云。口沿一般压印一周卷草或蔓叶纹，内底印花，多见折枝牡丹上飞舞对碟纹、单朵或三朵团菊（葵花）花纹，辅以流云、流水纹，一副生机盎然的草原景象，纹饰造型丰满、肥润，布局开阔，严谨而又工整，压印的线条粗犷，表现了契丹民族深厚的游牧情结。

▌辽三彩牡丹纹海棠盘

▌辽三彩朵花纹海棠盘

　　盘分为三种形制，有圆盘、四方盘、花口盘。圆盘的装饰为内底心压印纹饰，内壁涂彩，外壁施透明釉；方盘与花口盘来源于木质或者金属器造型，底心压印四出菊花纹，黄花绿叶，甚是美观，四壁竖线分割布局，间饰有蔓草纹或小菊花，色彩质感强烈。

▌辽三彩花口盘

▌辽三彩牡丹纹花口盘

▌辽三彩团花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八角盘

　　碗是辽代常见的日用器皿，形制较为规整，成型方法一般有拉坯和印模两种。釉色有白釉、黑釉、绿釉、酱色釉、三彩釉。三彩釉碗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深腹碗，一种是直壁折腹碗，均为模制成型。三彩釉碗一般为同心圆装饰，由内壁外沿至内底分层装饰，施彩有模制添彩及淋彩（涂彩）两种，康熙时期所见的素三彩“虎皮三彩”与此类似。

▌辽三彩牡丹纹碗

　　除了日常所见盘、碗、碟外，辽三彩还有一些形制较为特殊的器型，称之为镶接器。器型多来源于唐、五代的金银器。如三彩釉印花团龙凤纹执壶，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执壶，下部为温碗，因为工艺限制，为分体器物。另有温碗（暖盘）、鸡冠壶、瓷塑、文房用具等。这类器物制作工艺较为复杂，成型难度大。

▌辽三彩榻模型

▌辽三彩龙流带柄壶

▌辽三彩卧猫

▌辽代绿釉瓜棱执壶

　　继辽三彩之后，金元时期出现了一种多彩釉，称之为“金元三彩”。器型多见小件的盘、碟，以及部分瓷枕。装饰方式多见单线划花添彩，图案讲究圆心状布局，较为规矩呆板，刻划的线条简洁奔放。颜色多为黄、绿、红、赭色，少见白色调的使用，红色和绿色所占比例较多。纹饰题材多为单独的一花一叶、一物一景，常见的有折枝菊花、荷花、牡丹、卧兔纹、芦雁等。在纹饰和装饰技法上有着浓郁的时代特征，与同时期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的风格相似。

　　辽三彩作为华夏陶瓷大家庭中重要一员，将奔放张扬的契丹基因与中华传统文化熔于一炉，为中华陶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金元三彩乃至明清素三彩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文根据沈阳/李慧净《辽三彩与辽文化》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2015年01月刊